中国与日本、印度，同被举世公认为亚洲国家中，绘画艺术最古老、成就最卓越者。这三个国家的共同特征是，他们的绘画都受佛教很深的影响。例如中国绘画最早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壁画，而中国壁画有史可考的年代为汉朝，当时佛教初传中国，塑像及壁画随之茁壮蓬勃，南方以寺庙壁画发展为主，北方则多石窟造像。南方佛画的先导，如晋代戴逵、戴顒父子增损塑像，使其具有我国艺术的比例尺度，达到光颜圆满的境界；顾恺之画维摩诘像，光照一室，成为千古楷模。

　　唐朝绘画空前繁荣，中国艺评家对吴道子、王维、周昉等名家，推崇备至。吴道子绘制了数以百计的壁画，大都以佛教故事为主题，由于笔法强劲，气势壮阔，以笔奋扫，衣裾飞舞飘动，世人美称为“吴带当风”。根据史书记载，唐代绘制了大量的佛、菩萨以及佛经故事的卷轴和壁画，可惜至今幸存者寥寥无几。

　　南宋的绘画属于中国山水画的古典时期，许多画家受到禅宗的影响，扬弃以往注重色彩与线条的画风，以最精简的笔法表现一种空灵的意境，展现出柔和、抒情的风格。

　　此外，中国肖像画受到佛画的影响，在衣纹的“骨法”表现上，南北朝有“张家样”、“曹家样”，唐代有“吴家样”、“周家样”的说法，这是说明人物画于佛画表现中各种类型的演变。梁朝张僧繇笔迹周密完美，晕染成“没骨法”，也是受佛画影响发展而成。初唐的阎立德、阎立本兄弟即承袭此类衣纹的染法，至今为人称道。印度在四世纪初建立笈多王朝，雕刻人像，衣服紧贴全身而显露曲线，北齐的曹仲达乃仿照这种型式而开创出新的风格，后人称为“曹衣出水”。

　　由以上叙述可知，中国历代画风深受佛教影响，而佛经故事更丰富了绘画体裁。以成都大圣寺为例，96个院落，壁画有8524间，佛、菩萨、罗汉、天王神将等数以万计，此已是会昌法难以后的残况，最兴盛时期的状况可想而知。甚至佛教寺院更成为绘画的竞技场，提供了画家挥洒的舞台。洛阳敬爱寺、成都大圣慈寺、镇江甘露寺，都是名家壁画荟萃的地方。不但历代名家多作寺院壁画，尤其是在唐代，画家若被任命绘制寺院壁画，必引为一生中的殊遇。著名的画家有顾恺之、陆探微、张僧繇、袁子昂、吴道子、李公麟等。可惜当时这些佛寺多为砖木所造，每易毁于兵燹水火，只有敦煌、吐鲁番等地的石窟壁画得以幸免灾厄，灿然存在。

　　明清以降，士大夫作品见于寺壁者，已如凤毛麟角，一般匠人绘画一则投世俗所好，二则沿用民间传说，除释迦、观音、罗汉、药王外，另有关羽、张飞、西游记、封神榜、施公案等小说中的故事角色；目前台湾各处寺院即大都呈现这种以民俗为主的风格，不容易再看到早年整壁的经变，或整堵佛像慑人心魄、气象万千的景象，殊为可惜。

　　除此，印度自古以来就有在佛教寺院中保存佛像、壁画的习惯，作为辅助修道之用。若就客观而言，此举亦具有如同公共美术馆保存艺术珍品、教育民众等功能。

　　在中国、日本，常有信徒将自己的珍藏品布施给寺院，因此寺院的珍藏除佛教文物外，间有收藏一般工艺品者。此类宝物收藏馆，在日本有东大寺的正仓院较为著名，在台湾则以佛光山所设的“佛教文物陈列馆”蜚声中外。

　　佛光山近年来更陆续在本山增设“佛教文物展览馆”，以及在岛内台北道场、台南讲堂、屏东讲堂，美国西来寺、澳洲南天寺等地，设立“佛光缘美术馆”，展览历代著名的绘画、书法、陶瓷、雕刻以及当代有名的作品。尤其佛教珍贵的佛像、文物、法具、画册等凡数千件，均分类陈列，并附上说明文字，以令信徒游客认识佛教的文物。